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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石洋:两汉三国时期“佣”群体的历史演变——以民间雇佣为中心

  • 秦汉经济史专题



    石洋,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讲师



    两汉三国时“佣”群体的历史演变

    ——以民间雇佣为中心

     

    绪言

     战国至汉初情形概述

     代役雇佣的制度化

     群体来源的两个变化

        (一)在乡编户民佣作

        (二)中上流人士佣作

     从流民到佣客

        (一)流民佣作的增加

        (二)关于需求主体

        (三)从“佣”到“客”

     走向魏晋时代

    结语

     

     

     

    “佣”,即靠“卖力”而“受雇直”的雇佣劳动者,在秦汉三国时期或写作“庸”,他们的大量出现是汉代社会一个令人瞩目的特征,此群体的活动及其自身演变与基层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一定程度地映射了汉代、尤其是西汉中期以后的历史发展轨迹,正确把握这个群体的演化趋势,对通观汉晋间社会变革具有基础性意义。

        关于两汉时期“佣”的研究,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劳榦先生撰文迄今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劳榦先生首将雇佣关系区分为“官”、“私”两种类型,并分别阐述刑徒、奴婢使用的消长对雇佣关系的影响,作出了筚路蓝缕的贡献。此后,特别是五十至八十年代唯物史观受到重视的中国大陆地区,相关研讨进入活跃期,学者们相继对汉代雇佣劳动者所涉及的行业领域、社会地位、生成因素以及历史特征等展开分析,一定程度地推进了相关问题的认识。不过从整体而言,因受到时代及理论观念的束缚,诸研究的视角相对程式化,对史料的诠解也存在偏颇,基本以为汉代的“佣”身份低贱、近乎奴婢,而忽略了数百年间群体自身的诸多变化。八十年代末已还,随着意识形态对史学研究影响的消退,学界对本课题的兴趣也逐步淡化,且研讨趋向专题性。尽管如此,却产生了一些客观求是的考论,如宋杰、马增荣两先生文,分别在两汉间佣价上升、雇佣劳动对流民的吸引等问题上突破了昔日的茧缚,为认知两汉三国间雇佣劳动者的历史演变提示了积极途径。

        在史料方面,本课题的研讨主要依凭传世文献。但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秦汉简牍大批出土、刊布,有力地推动了徭役制度等周边课题的进展,一些与本课题相关的史料矛盾获得较合理的疏解,传世文献的遗误也一定程度地得以补苴修正。

        综合上述的研究条件,笔者不惴谫陋,试以“佣”群体的历史演变为主线,阐述其发展脉络,跂望读者方家批评教正。

     

     战国至汉初情形概述

     

        战国时期以来,“佣”已屡见史乘,扬榷论之有下述三点特征:(1)“佣”的人口来源以单身流民为主,其中包括不少脱籍者,他们通过“市”与雇主缔结雇佣关系。(2)工资较菲薄,身份低贱。(3)雇佣关系主要存在于民间。这三个特点中,至少前两个到西汉初期都没有太大变化。

        汉初的张家山汉简中提及了流民身份的佣,比如《奏谳书》案例22中将“它县人来流庸”(206)作为盗贼可能出现的群体进行排查,说明当时从外县前来务工的人为数不少。另外,《二年律令·亡律》中有“取亡罪人为庸,不智(知)其亡,以舍亡人律论之”(172)的规定,则“佣”的行列中也会存在脱籍者。既然法律明确禁止“取亡罪人为庸”,可知相对于私佣而言,官佣中脱籍者会少得多。

    在以受田农民为主体的秦、汉初社会中,到外地藉佣作谋生多出于被迫;这个群体人口来源混杂,也常会成为不法者匿聚的渊薮。由汉初史籍可知,当时存在“佣”与“奴”连称的习语——“庸奴”“佣”和“隶”在非官方文书中的区别并不严格;更有一些地方径以表示奴婢的语词来称呼“佣”。奴婢是当时社会的最底层人群,人身自由受到制约,且被人轻贱,把“佣”与他们等侪,可见一般人眼中“佣”的社会地位是很卑微的。

     

     代役雇佣的制

     

        汉初“佣”的来源及社会地位继承了战国及秦代的特点,直到汉宣帝时期基本无明显改观。但从高祖立国至汉宣帝的百余年间,“佣”群体也出现了新的发展,间以代役雇佣的制度化最为显著

        战国时期官府对编户民的人身使役主要包括徭役和兵役两类,除因各种因素获得免役权外,绝大多数编户民都要按规定应时服役,文献中并无允许雇佣代役的法规。秦国,律文明确禁止“委输”徭役中“百姓”雇车或转托他人运送。其他诸国虽未见类似条文,苦于繁重徭役的人民除逃亡之外,往往选择荫匿于权势之家规避徭役,也没有私下里雇佣代役的记录。至于兵役,要求会较普通徭役严苛,准许雇佣代劳的可能性更低。应该承认,战国时期诸国制度差别很大,不能彻底否定雇佣代役的存在。这里只想强调,大规模或制度性的雇佣代役在当时尚未出现。秦逐步统一以后,大体继承了战国时期的旧规,令当役者亲力亲为的理念也未显示转变的迹象。

        这种状态可能持续到汉文帝时期,贾谊上疏中说,当时淮南地区的吏民为服徭役往来于长安,路远艰辛且耗资甚多,颇苦于此。就中也未提及代役。不过与此同时或稍早,个别诸侯国中却出现了变化的朕兆,据《史记·吴王濞列传》:

    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与平贾

    这是说吴王欲收买民心,靠国中铜盐业的利润向前来服更役的卒支付薪金。更役最初可能是一种兵役,但里耶秦简中已见其被转用于徭役的记载,入汉以后向徭役转化的趋势更明显,到西汉中期就完全蜕变成徭役了。在吴王刘濞统治时期,更卒可能大部分用于徭役,对践更者给予“平贾”的报偿,显然是以当时市场中雇佣劳动力的收入为标准的。文献并未说明当番服役的更卒若不欲得钱是否能不应役,从吴王欲施惠国人,且出“平贾”作更卒的劳薪这两点看,以“平贾”雇募他人来代替不愿服役的当番卒也无不可。换言之,当时的践更卒实质上已成为一种官佣。

        到文帝末景帝初年,徭役中的雇佣代役可能更有发展。至武帝时期,《史记·货殖列传》说:

    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傜租赋出其中

    则一般郡国中,富庶人家出钱代役也变得十分平常了。由于记述模糊,究竟是纳钱入官即可免役,抑或私下里雇人代更并不明确。据《盐铁论·禁耕》,文学们批评武帝时期的官营盐铁生产时说:

    故盐冶之处,大傲皆依山川,近铁炭,其势咸远而作剧。郡中卒践更者多不勘,责取庸代

    马非百先生解释“责取庸代”为“责令用钱雇人自代,说明当时官府准许不愿与役的当番者以个人身份雇佣替代,官府本身不参与这种交易。因此,《货殖列传》中的富人们也可能是私下雇佣代役的。

        大概是因徭使更卒过酷,激起了民间的强不满,更役在汉昭帝时期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从对更卒的人身使役总体过渡到缴纳更钱以代替徭役。也就是说,轮到直更的编户民原则上只需纳入要求的钱额即可免役,不必再如武帝时那样自行雇代了。这个制度在创置之初,可能设想以所收更钱雇人服役,但相关证据较少;而且有迹象表明,更钱金额在汉代相对稳定,而市场中的佣价总体却呈现上升趋势,故官府的取佣代更即使曾经存在,也不能长久维持。可是这个变革仍然意义重大,它令出钱免更的行为制度化,也使兵役中的雇佣代戍普遍开来。宣帝时期,司隶校尉盖宽饶之子“常步行自戍北边”,为史家称美,说明不“自戍”而取代的现象十分习见。在边塞汉简中有许多关于代戍雇佣的个例,藉最近黎明钊、马增荣两先生的深入研究可知,这些雇佣非私下行为,可能是由官府负责收缴佣金,将其转授代戍者,并对代戍者的身份作出了规范。至此,官府已直接参与进雇佣关系中,代役制度完全确立了。

    总体说来,上述制度逐步形成的主因是雇佣关系在民间的深化,继而推动了官府进行制度改革。此外,对比秦时期严苛的人身使役,汉政府也尝试着以雇佣来弥补超经济劳动形态的不足,缓解其造成的社会矛盾。史料表明,从景帝后期开始,官府雇佣的数量有增多趋势。比如长沙走马楼出土景帝末的简册中有□□大农田官移赁庸出券,券三:其一钱”的记载,是中央政府雇佣的明证;后三年(前141)又降诏曰“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为盗”,说明此前地方上雇佣采金然存在。大约宣帝时期编订的算题中反映了输粟时官府雇佣的普遍,及成帝时期,朝廷修建昌陵更动用“以钜万数”的“卒徒工庸”,达到了汉代官府雇佣规模的顶峰。除单纯的卖力佣外,官府还曾大量雇使职业车夫——“僦”。至迟到景帝时期,中央及地方官府已能娴熟地处理雇佣事务,超经济劳动力在官府工程中的比例有所下降。雇佣代役的制度化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实现的。

    徭役中的代更佣与民间靠卖力的“佣”性质上基本相同;相形之下,代戍佣则须身当边城烽警,甚为危险,与本文讨论的“佣”有很大差异。不过我们注意到,在秦汉出土简牍中,上述两种性质的雇佣无一例外地都写作“庸”,也没有显示将代戍佣与一般的雇佣劳动者刻意区分的痕迹。大概在当时人的观念中,两者的性质界定并不如今日这般严格,换言之,时人概念中的雇佣劳动是包含代戍的。从“佣”群体发展史的角度观察,如果将代更佣的大量出现看作“佣”群体的实质性扩大的话,代戍佣的意义则是在观念上拓展了群体范围。这个结果对后世颇有影响,比如就代戍佣的身份而言,简牍中明确可见被雇者多是与雇主同县、爵位相等的编户民,和原先外来流民乃至脱籍者的“佣”截然不同,有助于改变为佣者一定比雇主身份低贱的旧印象,也使同县人之间的雇佣行为变得司空见惯。另外,代役雇佣的制度化,使“佣”作为本人不愿从事工作之替代人的观念深入人心,以至于宣帝时广陵厉王胥畏罪自杀前歌曰“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这时的“佣”不一定是仆役,他们还可以是雇主的替身,未必直接听从雇主的驱使。

    雇佣代役的制度化不但使“佣”群体在数量上有所增多,更重要的是,其中的代戍制度在观念上冲淡了“佣”昔日的卑贱形象,为遏制其身份的进一步下降有积极作用。

     

     群体来源的两个变化

     

        第一节已述,汉初的“佣”基本继承了战国及秦的特征,一是群体构成以流民为主,其中包括脱籍者;另一是工资菲薄、身份低贱。除形态较特殊的代役雇佣外,上述情状到武帝时期也没有明显改观。不过史料表明,自宣帝以来“佣”群体的人口来源发生了新变化,即在乡编户民及部分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中、上流人士开始加入到“佣”行列中来,使战国遗留的旧面貌多少获得些涤除。

     

    (一)在乡编户民佣作

     

        《说苑·善说》记载,庄周因贫到魏文侯处贷粟,魏文侯想等邑粟收缴以后再送给他,庄周气愤地答道“今周以贫故来贷粟,而曰‘须我邑粟来也而赐臣’,即来,亦求臣佣肆矣”。这则寓言暗示,战国时期的贫困编户宁肯借贷也不愿为佣。细案史籍中的雇佣个例便可发现,从战国至汉武帝时期,曾有佣作经历者皆非当地居民,未离乡里的贫困编户无一人靠此营生。诸如秦代的陈平那样,家有田地可奉衣食者自不必言,即便是武帝时期近无恒产且苦于饥寒的朱买臣,也不曾有佣作的履历。这表明是否离开家乡是一条重要的分水岭,在乡营生的编户民无论有无恒产,仍像战国时人一样,对从事佣作保持着距离感。

    但上述情况到宣帝时期就出现了转机。元康年间,为彰显“中兴之德”,宣帝对已绝封的开国功臣子孙给予复家的优待,总计123人。其中,著籍长安者有38人,著籍于失侯前帝陵者22人,复家时与祖先封地相同者16人,共计76人,逾总数之半。关于前两类,葛剑雄先生指出,他们之间固然会存在符合徙陵条件而迁入关中者,但数量不会多;更普遍的是文帝遣列侯就国时,功臣侯并未全家迁往封邑,还有其他子女留在关中,所以才会出现因无后而绝封的列侯却能在关中找到后裔的现象,元康复家时,在关中者也自然捷足先登了。由此推知,这76人中大多数已在著籍地居住了至少一代以上,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故孝宣皇帝愍而录之,……诏令有司求其子孙,咸出庸保之中”,可见佣工队伍里已然出现在乡的编户民了。

    更明确的例证是匡衡的故事。据《汉书·匡衡传》:

    匡衡……父世农夫,至衡好学,家贫,庸作以供资用

    《西京杂记》中记载此事时直接说雇主为“邑人大姓”,显示匡衡佣作并未离开家乡。匡氏世代务农,应是保有土地的自耕编户,力农可以满足生活消费,但额外的开销便须通过佣作来补给。可见对在乡编户而言,昔日那种与雇佣劳动的距离感已经消失,同此前时期相比颇有径庭。

        在匡衡之后,在乡编户佣作的事例仍然散见于史籍,比如本节下文(二)中所引王莽时期新封的诸侯,东汉的姜诗、第五访、侯瑾、陈长、韩暨、阚泽,皆是其例。其中至少王莽时诸侯、陈长及阚泽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可以说在乡编户民从事佣作已经稳定为常态,一直持续到东汉末。

     

    (二)中上流人士佣作

     

    西汉前期,雇佣劳动者在史籍中出现的个例大幅少于战国及秦。张泽咸、王曾瑜两先生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并指出它与汉初自耕农较多有关。是合理的推测。不过,在汉初法律文书中还有涉及民间雇佣的条款(见第一节),直至武帝官营盐铁前,私营盐业生产中也雇募了大批“流放人民”,而且第二节也谈道西汉前期代役雇佣颇为普遍。应该说,当时社会对雇佣劳动的需求仍旧保持着一定规模。然则史传中的个例何以如此稀见呢?大概与西汉前期佣的身份特点有关。分析战国及秦的个例可知,为佣者以两类人最多,一类是因丧失原有较高身份而逃亡者,另一类是出身贫贱但藉战乱而显达者。入汉以来,社会趋于稳定,上述两种情况的存在基础已经消失,但“佣”群体的特征未变,他们基本处于社会底,鲜有跃身史乘的机会。在当时,未离乡的一般编户尚且不会因贫佣作,更不必说声望、地位的人士了。

    不过这种状态在景帝时期也显现了改变的端倪,据《史记·儒林列传

        宽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宽贫无资用,常为弟子都养,及时时间行佣赁,以给衣食

    兒宽虽然也离开了故乡,却是郡中推举的“文学”,与汉初行佣的贫困流民乃至脱籍者迥异。在旧观念盛行的西汉前期,兒宽的“赁作”算是开风气之先,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尚无人继踵,不过上文宣帝时在乡贫民的转变显示,旧有观念也正慢慢消融。递至新莽及东汉,此类事例便陆续多起来。

    1新封诸侯:

    (王)莽至明堂,授诸侯茅土。……以图簿未定,未授国邑,且令受奉都内,月钱数千。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

    2徐孺子:

    徐孺子徵聘未尝出门,赴丧不远万里。常事江夏黄公,薨,往会其葬。家贫,无以自供,赍磨镜具自随,每至所在,赁磨取资,然后得前。既至,设祭哭毕而返

    3孟尝:

    迁合浦太守。……以病自上,被征当还,吏民攀车请之。尝既不得进,乃载乡民船夜遁去。隐处穷泽,身自耕佣。邻县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余家

    4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龙,陈留外黄人也。……同郡缑氏女玉为父报雠,杀夫氏之党,吏执玉以告外黄令梁配,配欲论杀玉蟠时年十五,为诸生,进谏曰:……配善其言,乃为谳得减死论。乡人称美之。家贫,佣为漆工

    5服虔:

    服虔既善《春秋》,将为注,欲参考同异。闻崔烈集门生讲传,遂匿姓名,为烈门人赁作食。……既知不能踰己,稍共诸生叙其短长。烈闻,不测何人。然素闻虔名,意疑之

    以上诸例,以王莽时新封诸侯最具代表意义,此外孟尝为离任太守,徐孺子为海内高士,服虔为经学名儒,申屠蟠为乡里称美的才俊,皆在佣作之前已负声名,社会地位高于一般贫贱编户。而且,不论他们佣作时是否需要变服匿名,无一例外地出于自愿,与战国时期那种因丧失原有身份不得已而为之者明显不同。当然,上举诸例只是“佣”群体中的个别现象,他们的意义更多在于示范,比如东汉的王符就曾褒扬兒宽和匡衡身贫而不废精研,也正是在王符生前及身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儒生们藉佣作自给的记载屡见于史传,兒宽等人的风动效应逐步显现了。

     

        宣帝以来出现的(一)(二)两方面变化,可能与第二节中代役雇佣的制度化有关,取佣代戍使雇佣关系普及到同县、爵级相埒的编户之间,令佣工身自外来且地位卑贱形象淡化。特别是经过儒生们的推挹,刻己求名之风渐盛,藉佣作自食其力被视为美德。另外,还与自西汉中期至东汉末年佣价的整体上升有关,受田制度瓦解后,行佣的经济魅力日渐凸显也是吸引众人入列的关键因素

    概言之,终汉一代流动人口一直是“佣”群体的绝对主流(详第四节),在乡编户贫民从未在数量上取得过优势,“佣”没有脱离贫贱、卑微的形象。但是经过代役雇佣的制度化及本节所述的两个变化,雇佣劳动给时人的印象已有所改善,“佣”的身份也较此前有提高,一个显著的证据,即是“庸奴”之类习语在西汉中期至东汉末的三百余年间几乎绝迹了

     

     从流民到佣客

     

        本节讨论西汉后期至东汉末“佣”群体的主要变化,即流民与富户之间雇佣链条的形成。

     

    (一)流民佣作的增加

     

    从汉武帝后期以来,社会上排挤出的流民较前大幅增多。昭帝始元四年(前83)下诏曰“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说明已有不少流民靠佣作谋生。在此后的时代里,流民问题虽在政府的努力之下一定程度地缓和,但到新汉交迭之际又遍及到了全国大部。其中一些流民就集凑在市间,靠卖佣为生。如辑本《东观汉记》卷八云:

    更始在长安自恣,三辅苦之。又所署官爵皆群小,里闾语曰:“使儿居市决,作者不能得。佣之市空返,问何故,曰:今日骑都尉往会日也。”……由是四方不复信向京师

    时值更始政权刚从关外进驻长安不久,文言“四方不复信向京师”,则“佣”中应有不少人来自外地。此外,更始、赤眉政权都收纳了大批流民,史籍载其许多高官出身佣伍,结合《易林》“卖庸不雠,苦困为祸”的文辞,大概他们是因卖佣时未找到雇主而趁乱反叛的。想来中、下层兵士里有卖佣经历者可能更多。我们不妨将流民大量滋生的秦汉、新汉及汉魏之交三次社会大乱作一对比,以见无业流民从事佣作的比例变化(表1):

    (表1

    时代

    流民佣作例

    雇主性质

    出典

    汉之交

    栾布

    《史》卷1002733

    楚怀王孙心

    《史》卷7300

    新汉之交

    更始政权尚书显官

    《后》卷11472

    赤眉政权诸卿

    《后》卷11482

    长安市中佣

    《东》卷8258

    郡国被灾害民轻薄无累重者

    私(?)

    《东》卷14517

    寇恩、寇钦

    E.P.F22:136209211

    江革

    私(?)

    后》卷391302

    汉魏之交

    ——

    ——

    ——

     

    不难感知,流民藉佣作谋生的比例在新汉之交明显突出。

        不论卖佣者是否都能找到合适的雇主,上表现象的出现即可反映新汉间社会对雇佣劳动的需求较秦汉和汉魏之间为高。至东汉政权稳固以后,虽然常有因短期内大量人口向局地涌入而导致劳力过剩,以至出现反叛、饿死的现象,但总体而言,在安定时期流民靠佣作维持生计似不甚艰难。马增荣先生曾指出,两汉史籍所载离乡外出为佣者仅有少量缘于外界因素的逼迫,大多数则出于自愿。他们之所以自主走出家乡谋生,是因汉代雇佣活动涉及诸多领域、需求量庞大,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所致。经过前三节的考察,笔者认为,此结论在西汉中期以前尚不适用,但能准确地概括西汉后期、特别是新莽以来的社会现实。东汉时期,在无外界压力下,一些人可以率意地离开家乡,外出行佣自给,尤其是那些“负笈追业”的书生们,游学地也未必是雇用需求较多的区域,但文献中并未显示他们有异乡谋生的顾虑,似乎都能预知在外找到雇主并不困难。更如偏处西南高原的冉駹夷,“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反落,岁以为常”,已将外出佣作定期、常态化了。至于因贫困、战乱、亡命、或为乡里所厌弃等因素不得已而离乡者,也各有靠佣作为生的实例,这些人或寄寓在主家,或赁屋于客舍,或因树而结庐,广泛地存在于汉末以前的社会中。可以说自新莽以来,社会上对雇佣劳动的需求相当程度地吸收了无可自食的流民,也吸引了不少人离开家乡外出谋生。

     

    (二)关于需求主体

     

        关于汉代雇佣劳动的需求主体,先学多从其涉及的行业类别进行考察。但不得不说,以目前的史料条件尚无法对各行业吸收“佣”的能力具体研判。目下可行的探索,是沿循劳榦先生把雇佣劳动分为官、私两类的作法,藉此探明需求主体究竟是官府抑或民间。

        大体上,全面研究汉代雇佣关系的先行研究对官、私雇佣都有涉及,然而讨论的焦点多锁定在民间,如劳榦先生更明确说道,“汉代官家确有对于雇佣的使用增加的趋势,但其使用范围之广,还不如兵卒和奴隶两大类。至于汉代的私人,对雇佣的使用,却远较公家为广泛”。不过,近年马增荣先生认为,秦汉时期民间雇佣的数量较为有限且分散,相对而言官府雇佣规模巨大而集中,故将官府视为秦汉雇佣劳动的最大雇主。在判断两说的得失之前,有必要先对官府雇佣的发展状态作出阐释。

    史料表明,汉代官府雇佣主要集中于西汉景帝至新莽时期,以成帝时最为高峰(见第二节)。东汉时也能见到一些星散的记录,其雇佣动机中多含有缓解社会矛盾的意图,可考的较大规模雇佣无论在人数或频度上似都不及西汉。同以土木工程为例,西汉成帝修建昌陵时,大司农开支钱费,“卒徒工庸以钜万数……取土东山,且与谷同贾”。东汉的桓、灵帝时也有以少府钱雇民众修造的记载,但这条文献并不见于《东观汉记》或诸家《后汉书》,而是夹在汉末人给《汉书·吴王濞传》作的注释中,其规模当不足与成帝时拟伦。而且我们注意到,从西汉到东汉末,佣金支付机构从大司农(国库)转移到了少府(皇室)。结合东汉中期以来中央财政吃紧的背景看,彼时国库大概已无力支付佣酬了。我们还看到,建武廿二年(46)南阳地震时诏书要求官吏“以见钱谷取佣”为贫困百姓救灾,东汉后期崔寔又对官府雇人造器,因无法正常支薪而刁难佣工的现象予以批判,则东汉、特别是中后期的地方上,除非特别必要,似也难以筹齐雇人的资本。另一方面,在东汉时期,弛刑徒被大量用于工程,充任劳力;原属于兵役的正卫也逐渐被转用到徭役中;官厅最底层的吏也负担了一部分仆役性工作。这些低成本劳力的运用使官府在技术含量低或不需特殊工具(如车辆)的事务中不必出钱雇募人力。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东汉时官府基层卒役的雇募可能比较普遍。如孔嵩“家贫亲老,乃变名姓,佣为新野县阿里街卒”,施延“到吴郡海盐,取卒月直,赁作半路亭父以养其母”,东牌楼简“出钱·雇东津卒五人四月直  ”等。但渡边信一郎先生指出,这些卒原本由编户民以徭役的方式充任,东汉时期已见出钱雇代的迹象,及至汉末,又有当役民众结成“弹”从官府贷钱贸易,用其利润充作代役钱的记载。换言之,这类雇佣的经办者是官府,而实际支给的佣金却出于编户。我们不能知晓孔嵩及施延得到的佣金是否与“弹”有关,不过雇佣的需求来自民间是可以肯定的。

        与官府雇佣相对,西汉前期规模较大的民间雇佣尚只集中于私人煮盐业和代更雇佣两项。自武帝盐铁官营及昭帝更徭赋税化改革后,这两种雇佣需求已然消失,不过此外的私佣却有增多迹象,尤其是新莽以来上升趋势更明朗。如第三章引王莽时期新封的诸侯因贫佣作,雇主大概不会是官府。到新汉之交,据辑本《东观汉记》卷一四:

    建武八年间,郡国比大水,涌泉盈溢。杜林以为仓卒时兵擅权作威,张氏虽皆降散,犹尚有遗脱,长吏制御无术,令得复炽,元元侵陵之所致也。上疏曰:“……其被灾害民轻薄无累重者,两府遣吏护送饶谷之郡。或惧死亡,卒为佣赁,亦所以消散其口,救赡全其性命也”

    一部分被灾贫民就靠佣作为生。杜林上疏中未提到被灾地及沿途官府能给他们就业机会,可见已为“佣赁”者绝大多数应是私佣。将这条材料与本节(一)引辑本《东观汉记》卷八比观,可知即使在新汉之交的战乱时期,民间社会仍对雇佣劳动有广泛需求。及东汉政局安定下来,雇佣个例更多于西汉,能够考知雇主者除上举孔嵩、施延及明帝时为官写书的班超外皆为私佣,其在史籍中出现的时代范围基本与雇佣个例相始终。

        综上所述,汉代官府雇佣固然为社会提供了诸多就业机会,但其规模、数量并非一贯庞大,尤其在新莽以后,官府雇佣缩减,它对佣工的吸收能力似不及需求日渐增加的民间社会。

        以上否定了官府雇佣为主流的说法,接下来则须分辨民间雇佣需求的主体。关于此,唐长孺先生认为,雇佣在西汉武帝以前大量存在于生产各类商品的种植园和手工业作坊,到东汉则存在于以转运贩卖、囤积居奇为经营内容的商贾产业及大地产中,并认为“佣”受雇主的庇护。多田狷介先生则以为汉代雇佣者主要是规模较小、影响力不出本乡的“闾里雄”(小豪族),在他们的生产中没有足够的奴婢可供使用,遂需雇佣,他们同佣工之间并无荫附与被荫附的关系。归纳言之,前者以大富豪为主体,后者以小豪族为主。审视两种代表性说法可见,唐先生并没有例举农场主、工商业主及豪族庄园中使用佣工的明证,多田先生则是以豪族与国家政权不应对立的理论为前提,借助逻辑推绎作出结论,也缺乏史料的支撑。为使讨论明晰,我们将汉代文献中可以考知雇主的私佣(代戍佣除外)实例胪列,以见其变迁大略(表2)。

    (表2

    时代

    叙述性质

    佣作者

    雇主

    出典

    秦汉之交

    个例

    栾布

    酒人

    《史》卷1002733

    西汉景帝

    个例

    庸(多数)

    条侯周亚夫之子

    《史》卷572079

    景帝

    兒宽

    博士弟子

    《史》卷1213125

    武帝

    个例

    保庸(多数)

    酒家司马相如夫妇

    《史》卷1173000

    武帝盐业专卖前

    类举

    放流人民(多数)

    豪强大家

    《盐》“复古”页42

    武帝

    类举

    代更佣(多数)

    郡中卒践更者

    《盐》“禁耕”页39

    武帝

    类举

    代更佣(多数)

    百万之家

    《史》卷1293272

    武帝

    个例

    脱亡名数者

    胡孰侯圣

    《汉》卷15上页437

    个例

    胡组

    廷尉监丙吉

    《汉》卷743149

    宣帝(?)

    个例

    匡衡

    邑人大姓文不识

    《西》卷295

    新汉之交

    个例

    佣(多数)

    长安“里闾”

    《东》卷8258

    新汉之交

    个例

    寇恩、寇钦

    候粟君

    E.P.F22:136

    东汉章帝

    个例

    梁鸿

    大家臯伯通

    《后》卷832768

    安帝

    个例

    杜根

    酒家

    《后》卷571839

    安帝

    个例

    王溥

    洛阳市人

    《拾》卷6143

    安、顺帝

    类举

    豪富饶钱者

    》“爱日”页217

    安、顺帝

    类举

    有恶行而离乡者

    富家

    《太》卷114618

    顺帝

    个例

    公沙穆

    孝廉吴祐

    《后》卷642100

    桓帝

    个例

    李燮

    酒家

    《后》卷632090

    桓帝

    个例

    庾乘

    诸生

    《后》卷682229

    桓帝

    类举

    客庸

    县长吏

    《政》页726

    桓、灵帝(?)

    个例

    服虔

    崔烈门人

    《世》“文学”页105

    灵帝

    个例

    夏馥

    冶家

    《后》卷672202

    不明

    个例

    衡农

    郡小吏庞勃

    《辅》卷133

     

    总体而言,明确可称为豪势之家的不多,主要集中在西汉昭帝以前,如汲利山海的“豪强大家”,条侯周亚夫之子、“百万之家”及胡孰侯圣等。此后的时代里,只有“豪富饶钱者”一例。关于表中昭帝以后的“大姓”和“大家”,还须作些详细说明。

    《西京杂记》卷二:

    邑人大姓文不识,家富多书,(匡)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偿。主人怪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

    《后汉书·逸民列传·梁鸿》:

    遂至吴,依大家臯伯通,居庑下,为人赁舂。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梁)鸿前仰视,举案齐眉。伯通察而异之,曰:“彼佣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于家

    文中显示,无论是“大姓”文不识或是“大家”皋伯通,都与所雇佣工之间存在交流,前者察觉到佣工不报酬,并主动究问原因,后者则能窥伺到佣工归家后用餐的情形。很难想象这类雇主的生产规模会很庞大。多田先生用“闾里雄”来概括他们,应该说是很恰当的。上举诸例之外,所见雇主或为官候小吏,或则诸肆富家下至游学经生,大多仅是较富庶的一般编户而已,皆非豪富巨贾。因此上述二说中多田狷介先生的意见更接近实情,尤其在西汉中期以后表现得比较明显。

        关于一般富户及“闾里雄”雇佣需求的增加,可能与以下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是西汉后期以来民间社会的成长、富裕化,使具备雇佣能力的富户逐渐增多。另一是奴婢使用的减少。自西汉武帝以来至东汉前期多次推行的限奴政策,使贵胄豪富以外的人无法顺利地购买、使用奴婢。如崔寔《政论》中说,百小县的长吏尽管禄薄,也要有从者一人,“假令无奴,当复取客(佣)”,负担其高额的佣金和食费,即是这种社会背景的真实反映。

     

    (三)从“佣”到“客”

     

        在民间雇佣需求增多、大批流民靠作谋生的背景下,“佣”称谓也发生了变化。学者业指出,东汉时期将佣工称“客”或“佣客”的情况增多,且他们都受雇于私家。不过长期以来,称谓的演变过程并未受到关注,以至于对变化的因由、将“佣”称为“客”的意义作出了多种不同推测。在阐释这些问题前,我们先把与称“佣”为“客”有关的史料以成书时代作一排比(表3)。

    (表3

    称谓

    是否离乡

    出典

    叙述内容时代

    成书时代

    《韩》“外储说左上”页683

    同成书

    战国末至汉初

    《东》卷15619

    桓荣(西汉末)

    东汉明帝(?)

    ——

    《潜》“交际”347

    同成书

    安、顺帝

    《潜》爱日”页217

    同成书

    同上

    《太》卷114618

    同成书

    约安、顺帝

    《东》卷17746

    公沙穆(东汉顺帝)

    桓帝(?)

    《太》卷102459

    同成书

    桓帝(?)

    《政》页726

    同成书

    桓帝

    同上

    同成书

    同上

    《辅》卷133

    衡农(时代不明)

    灵、献帝

    《风》“十反”页181

    但望同产子(顺帝)

    献帝前期

    流民再占

    《三》卷11注引《魏略》页364

    焦先(曹魏)

    三国魏

    《列》卷上“酒客”77

    ——

    东汉魏晋

    《列》卷下“子主”142

    ——

    同上

    《列》卷下“朱璜”153

    ——

    魏晋

    《高》卷下页108

    夏馥(东汉灵帝)

    魏晋之际

    酒家

    《三》卷23注引《先贤行状》页665

    杜根(东汉安帝)

    刘宋以前

     

    上表除曹魏的焦先属再占籍流民外,可考知身份者皆非本地人。《韩非子》一例因时代悬隔暂置不论,将“佣”径称为“客”、或用“客”代表佣作行为的记录不早于东汉中期成书的《潜夫论》,愈到后来,此类用例愈多。在“客”之前,还有一个“客佣”的称呼,主要出现于东汉明帝至桓帝前后,且在东汉前期不与“客”襍错。从这个现象推测,称“佣”为“客”大概与“客佣”有渊源。

    “客佣”一词在史料中较少,很难藉此探知其详情。不过与它格式相似的“客﹢名词”的身份称谓却不乏其例,其中以边塞简册里“客子”“客民”的记录最具原始性,今各举一简:

    居延骑士广都里李宗坐杀客子杨充,元凤四年正月丁酉亡88.5

    建武三年十二月癸丑朔辛未,都乡啬夫宫敢言之:“廷移甲渠候书曰:‘去年十二月中取客民寇恩为就。’”E.P.F22:29

    王子今先生对这些称谓进行了研究,指出“客”与豪族无关,是官府户籍管理中对流动人口的一种身份标识,“客子”“客民”的身份也是合法的。对合法流民标示为“客”的现象在西北以外地区尚未见到,但甘谷东汉桓帝时简引用的一道诏书有助于了解此问题:

    延熹元年十二月壬申朔十二日甲申,宗正臣柜、丞臣敬顿首死罪上尚书。臣柜顿首死罪死罪,谨案文书,永寿三年三月十六日,蜀郡大守稙书言:乙酉示章诏书:“宗室审诸侯:五属内,居国界,有罪请;五属外,便以法令治。流客虽五属内,不得行复除。”2829

    客流虽融堪等辤并都31

    诏书是针对全国颁发的。“流客”、“客流”之“客”与“客子”“客民”之“客”意义相同,是官府对流民的身份标识,而且简29说,对“流客”“不得行复除”,却未要求清查处理,则他们也当有合法的身份。由此推知,西北汉简中以“客”标示合法流民的作法是有普遍性的

    类比“客子”“客民”,上文“客佣”中的“客”应该同有强调流民身份的意义,甚至有可能是“客子”、“客民”的简称,只是官方文书中不会标出职业,而民间称谓则要说明“佣”的身份罢了。比如居延新简中的“就”人寇恩,广义上也是卖力的雇佣劳动者,但官方只称他是“客民”。要言之,即便在新汉间的混乱时期,只要社会秩序基本能够维持,流民之“佣”依然具有官府承认的合法身份,并非隐匿于私门的依附者。

        3显示,从东汉中期开始,“客佣”逐渐向“客”转化。这应是受到了“宾客”(在当时也称作“客”,为与“佣”区分,这里写作“宾客”)大量进入生产领域的影响。沈刚先生指出,自西汉宣帝以来“宾客”开始被大量用于生产,到东汉和帝前后,他们已然是豪族经济中重要的劳动者,对豪族的依附关系也更加深刻化此时期的“宾客”或佃耕于主家、分成取酬,或径受主人衣食、藉其庇护,多少都与主家存在些依属关系,其性质有别于靠自由卖力而获取薪值的佣工,可是在大众眼里,两者都是为人使役的劳动者,俨然十分相似。所以,作为劳动者的“宾客”与卖力受值的“客佣”在一般概念上就趋同了。从时间上看,安、顺帝时成书的《潜夫论·爱日》最早将“佣”称作“客”,正在和帝以后,又结合表2知其雇主为“豪富饶钱者”,所以两种概念的混同可能较先出现于豪富的劳动者中。不过,因藉官府将合法流民标示为“客”的助力,它又很快普及到一般雇主的“佣”,如崔寔《政论》:

    夫百里长吏,荷诸侯之任。……长吏虽欲崇约,犹当有从者一人。假令无奴,当复取客。客庸一月千

    长吏所取之“客”即是“客庸”的省称,由于受当时习语的影响,有选择地将“庸”字略去了。又如辑本《三辅决录》云:

        高陵庞智伯名勃,为郡小吏。东平衡农字剽卿,为书生。穷乏,乃客锻于勃家。勃知其贤,优加礼待,顾值过偿。会当去,送十里过舅家,复贷钱赠之。农不肯受。勃曰:“不受,令勃不安。”农乃受。曰:“为冯翊乃相报。”别七、八年,果为冯翊

    庞智伯为“郡小吏”,送衡农时又贷舅家钱赠之,大概不是豪富之家,但他的佣工也称“客”。而且从《政论》中“长吏”为雇主,以及《三辅决录》中衡农为书生、允诺日后“为冯翊乃相报”来看,这些“客”应该同样有合法身份,与雇主的关系也仅止于纯经济的雇佣交易上。总之,“客”的称谓导源于流民增多后户籍管理中对“客民”的区分,尔后又受到“宾客”概念的影响而形成,并不反映人身依附上的意义。

     

        综合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自西汉后期开始,民间社会——特别是一般富户及“闾里雄”对雇佣劳动的需求增多,遂使相当一部分流民依靠佣作谋食,也吸引了许多在乡的编户民无顾虑地离开家乡,靠佣作在外营生。在社会秩序基本稳定的时期,从事佣作的流民大多有合法身份——“客子”或“客民”,他们遂被时人称作“客佣”,以后又逐渐被省略为“客”,但至少到汉末大乱之前,并不荫附于雇主。可以说,自西汉后期开始,流民与“闾里雄”、一般富户之间以雇佣关系结成了一条链锁,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

     

     走向魏晋时代

     

        本节论述东汉黄巾之乱爆发(184)至西晋前期“佣”群体的历史。先行研究对这一时段关注不足,而群体的变化却最为激烈,逸脱了两汉的轨辙。主要表现为从事雇佣劳动人数的骤减,以及“佣”身份的迅速低落。

        众所周知,从黄巾之乱爆发到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基本平定北方,社会动荡持续了二十余年,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涌现大量饥民,并导致了全国性的流民运动,程度之深刻超过以往时期;在建安十二年至曹魏政权建立,相继又有多次大规模战役,也促成了局地的流民潮。但如上节表1中显示,这些流民中间,藉佣作谋生者却无一例。流民以外,汉季未离故乡而从事佣作者,见于记载的有二人,即韩暨和阚泽。关于其佣作的大略时间,只能靠推测。在《三国志·魏书·韩暨传》及《吴书·阚泽传》中,叙述二人佣作经历之后,皆有被举孝廉的记载。据邢义田先生的研究,东汉末年察孝廉的年龄多在二十岁上下,则二人从事佣作的年龄应在此前。考韩暨卒于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年逾八十,推其生年在158年前;阚泽卒于吴大帝赤乌六年(243),未书享年。但从其终官于太子太傅、且颇受暮年孙权推重来看,卒时当为高年耆宿。假以七十岁倒推,生年为173年。故两人的佣作时间大体都在184年前后。将流民和在乡贫人的情况综观,黄巾之乱应算作“佣”群体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与以上现象形成对比,流民、饥民靠捃拾或渔猎度日的记载比秦汉、新汉之交增多,还有不少人被各路军阀招为部曲。据《三国志·魏书·卫觊传》:

    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觊书与荀彧曰:“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归者无以自业,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郡县贫弱,不能与争,兵家遂强

    在建安初年,荆州是少数未罹兵燹的地域,流民们到那里寄寓可能会获得一些官方的关照。但是,对当地社会来说,短时期内涌入十万余家流民,吸收起来并不容易。比如避乱荆州的隗禧,就“担负经书,每以採稆余日”,而且流民们“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似乎羁旅生活并不丰足。值得注意的是,在回到残破的故乡后,流民们“无以自业”。说明民间社会藉纯经济方式吸纳流民的能力下降,这与前节所述新莽至汉末乱前较易靠佣作谋生的状况就相判云泥了。汉末大乱波及到昔日较发达的关东大部分地区,多见饿殍盈道、饥民噉人的惨剧,大概流民、饥民“无以自业”的现象也比较常见。

        在丧乱之际,很多贫民依附于豪势托生,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豪民的乡里宗族,还有故旧、宾客乃至奴仆,他们或仰于恩义、或劫于威势与主家组成共同体,避祸自保。共同体内的主、从之间不一定都有稳定的经济关联,但如果存在的话,应该以人身依附性较强的“主—客”或“主—奴”型生产关系最普遍。上节(二)已述,在大乱前豪势之家中也会雇佣,但到这一时期,类似记载便不见史乘,大概纯以经济利益结成的雇佣关系较为松散,“佣”的流动性强,而战乱饥疫却极大地增加了自由流动的风险,遂使贫民们不得不以某种稳定的形式固着于豪势强宗了。

        综合来看,黄巾之乱后“佣”的数量减少,社会上对雇佣劳动的需求明显退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战乱对经济的破坏。上节(二)中证明,西汉中期以来,雇佣者主要是一般富户或“闾里雄”,而黄巾乱后的动荡使一般富家无法安定地生业,甚至要迁徙逃亡,自然就不再有雇佣需求。另一方面的影响更深远,即战乱造成人口锐减后,豪势与官府争夺有限的劳动力,使人身依附紧密、且成本较低的生产形式迅速成长,其中包括“客”和“奴”两种类型。前者在汉末日趋庞大,又在三国至西晋间逐渐获得合法地位,成为豪势经济中典型的劳动者。后者——奴婢生产虽然从新、东汉以来已进入式微阶段,不过在汉末大乱后又出现复苏迹象。杨俊就曾倾财赎买六家被人略作奴仆的“宗族知故”;三国蜀的杨顒说“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私业无旷,所求皆足,……忽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终无一成”,也证明使用奴婢劳作的司空见惯;走马楼吴简中有不少“户下奴”、“户下婢”的记录,有学者藉此推测吴国“訾五十”的一般家庭也存在蓄奴现象。同在上节(二)中谈到,西汉后期以来雇佣能够获得较大发展缘于一般富家取奴困难,而此时战乱使奴婢数量有所反弹,就会令雇佣需求受到挤压。这里将汉魏之际王象与秦末楚怀王孙心、西汉末承宫的事例进行对比,以见其一斑。

    《史记·项羽本纪》:

    于是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

    《后汉书·承宫传》:

    承宫……少孤,年八岁为人牧豕。乡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经》授诸生数百人,宫过息庐下,乐其业,因就听经,遂请留门下。【注】《续汉书》曰:“宫过徐子盛,好之,因弃其猪而留听经。猪主怪其不还,求索得宫,欲笞之。门下生共禁止,因留之”

    《三国志·魏书·杨俊传》:

    王象,少孤特,为人仆隶,年十七八,见使牧羊而私读书,因被箠楚。(杨)俊嘉其才质,即赎象著家

    同为牧畜,承宫和楚怀王孙心的故事中没有明言是“佣”,但也未提到要用赎买终止身份,其性质应该近同于自由的雇佣关系;而汉魏之际的王象则是“仆隶”,要靠赎买才能解放。进入西晋以后,豪家势族中蓄奴更多,以至于太中大夫恬和提出应“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数”,全社会的奴婢数量又有增长。总之,在上述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雇佣关系的存在空间要比西汉后期至东汉大乱前狭小得多。

        到三国鼎立以后,社会经济获得一定程度地恢复,文献中又零星出现了雇佣劳动的个例,数量固然不多,却也显示在正常的秩序下雇佣形态未被奴、客等生产方式完全取代。此时期最值得关注的是“庸奴”一类语词的再次登场。比如魏儒孟康为《汉书·翟义传“弃军庸亡”条作注时说“谓挺身逃亡,如奴庸也”;蜀将杨仪看到仇家魏延的首级,詈骂到“庸奴!复能作恶不”?更又如曹魏后期单固厉责背叛主人的杨康时说“老庸既负使君,又灭我族”,临刑时又骂他作“老奴”,已将“佣”、“奴”混称了。直至西晋末年,同类现象还能见到。将这些材料加合起来,出现的频率已超过秦至汉初。称谓的并列、混淆,意味着三国以来“佣”的工作内容、乃至一般人眼中的社会地位与奴婢趋同。对比西汉中期至东汉大乱前,一方面显出“佣”身份的降低,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奴婢使用的成长。

    上节(三)中证明,东汉中期以后“佣”常被称为“客”,与从事生产的宾客在一般概念上趋近。进入三国时代,曹魏后期成书的《魏略》以及魏晋之交的《高士传》都有称“佣”为“客”的记录(见上节表3),但总体上已是末流,类似现象在典午篡魏以后更加稀见。大约在魏末晋初之际,“佣”从“客”的概念中剥离开了。

    关于“佣”、“客”概念分离的原因,目下无从考知两者身份、工作内容等方面是否峻别。宏观上说,可能与政府行为有关。唐长孺先生指出,曹氏政局稳定以后,曾打击豪强,将荫附避役的宾客差遣为兵;孙吴政权也不承认庇护于豪势的人客。洎晋武帝践位,则更“诏禁募客”以充赋役之源,臣下也颇认真执行;灭吴后又颁布户调式,规定各级官员荫庇佃客、衣食客的限额,用法律禁止逾限的私客。在这个背景下,蓄客且同时雇佣的人家当然会把“佣”与“客”自觉地区分开,以避免官方误认。此外,汉末割据以来出现了许多官府领客,涉及人数众多。比如建安元196曹操下屯田时模拟豪族大土地的经营方式,称屯田民为“屯田客”、“租牛客户”;从长沙走马楼吴简可知,孙吴政府也控有多种类型的客,登录在官方簿籍上。官方对各种领客的界定,也有助于民间社会将“客”的概念明晰化。上文说到,三国以来“佣”的工作内容、地位已然与奴婢近似,这时又受到官府施加的影响,与“客”的分化也就水到渠成了。

        归纳言之,受到汉末至晋初动乱及其它生产形式成长的影响,“佣”的数量急速收缩,在一般人眼中其地位趋近于奴婢,此前残留下来的称谓——“客”也在魏末晋初基本消失。

     

     

     

        以上粗略地勾勒了两汉三国四百余年间“佣”群体的历史。毋庸讳言,其中对地域性差异的关照十分欠缺,这个遗憾只好俟日后史料更加丰赡再来弥补。仅就目下的认识看,大致呈现出抛物线状的发展轨迹。它的上升段相当于西汉中期至西汉末,比较平缓;高点在新莽至东汉;下降段为黄巾之乱至晋初,相对陡峻。究其形成的原因,概括地说,与两汉魏晋之间私营经济(除自耕农)中劳动者的演变大势密切相连。关于此,唐长孺先生曾作过扼要地表述:

    自武帝时董仲舒建议限田及“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至师丹要求限田限奴婢,王莽禁止土地和奴婢买卖,说明土地兼并和奴隶制度一直是西汉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经过三百年,到了西晋,推行限田性质的占田制时,连带的已不是限奴婢,而是限客了,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当然这其中有一个缓慢而长期的变化过程

    众所周知,雇佣劳动在古代中国并非主要的生产形式,只作为附属品对主流起补充作用。因此,它的发展也必然要受到主流变化的影响。汉初、三国西晋出现的“庸奴”,以及东汉中后期流行的“客”(佣)一类习语,就是把“佣”与其地位、劳动内容相近的主流劳动力相比况的结果。在“从奴到客”的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一段青黄不接的时期,遂使社会对其他劳动力的需求量增多,新莽至东汉末“佣”群体的逐渐庞大、“佣”身份的提高也正当此际。

        通观汉晋间“佣”群体的发展,常要受到来自官府的影响,但它造成的变动往往是短期的,或是起到催化效果。相对而言,作为雇佣需求主体的民间社会则更深刻地左右了它的发展趋势,是群体演变的主要动力。

     

     

    〔附记〕

    本文初稿完成后,先后承吉本道雅、侯旭东两教授拨冗审阅,提出宝贵的修订意见,获益匪浅,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文原载于《中国史研究》2014年03期,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本期图文编辑:吴纪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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